或许有专家认为三网融合是一个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但仅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在我国通信信息技术增长快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增长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实施三网融合是很难被投资界(微博)所认可。而消费层对三网融合的价格预期也很难接受。因此，科学地判断产业发展规律和产业融合的关系，是三网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
我认为，今天我们倡导三网融合的重要基础是努力推进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的融合，或者是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合。只有在产业层面、市场层面、消费者层面培育出有效需求，三网融合才会真正找到落地点。只有科学地处理融合中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政策才能落地，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因此，我认为在入世后的第三阶段，我国关于三网融合的工作存在一些冒进情况，建议先抓两化融合，在产业层认可融合效益的基础上，体制改革和融合发展再双管齐下。
其九，对下一代电信产业的发展我们如何选择国家适度的干预政策？
入世10年，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主义的争论中演进。
对国家过度干预的后果，现在基本有了共同的认识，不同的是弱化国家干预的方式是什么。本文在前面已经涉及大量相关的问题，在此，我仅结合国际发展整体趋势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对下一代电信产业，特别是智能化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仍要保留国家干预，但干预的方式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性，逐步削减财政资金的投入，强化金融资本的投入。减少财政投入的最大意义可以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减少行政部门以资本投入来过度参与重大项目的正常研发。可以为新一代电信产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效宽松的资本空间。国家干预可以通过给予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的特殊政策来实现，比如，对新一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国家通过对银行投资的财政担保、财政付息、贴息来实现，还可通过支持企业发债等方式来间接支持。例如，当年法国、西班牙、英国共同创建空客公司时，采取的就是这类方法。
总之，通过对中国入世10年第三阶段电信业发展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对发展的动力、方式、渠道和问题有一个大至的判断。本文仅仅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改革和开放问题，目的是为了探索中国电信业新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