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福利制度也须与时俱进，以实现就业的顺利过渡，并在工人学习新技能时对其提供支持。一个广受推崇的方案叫做“基础收入”，即无论个人境遇如何付给每一个人基本收入。不过除非有强烈证据显示这次科技革命不同于以往的科技革命，将削弱劳动力需求，否则这样做没有意义。各国反而应学习丹麦“弹性安全”（flexicurity）制度的经验。这种制度允许企业轻松招聘和解聘，但同时在失业者再培训和再就业时提供支持。福利、养老金和医保应关注一个个的工人而非与雇主相联系。
尽管科技取得长足进步，但鲜有迹象表明工业时代的教育和福利制度已在现代化和变得灵活。决策者现在就得着手，因为越往后推福利国家的负担就越大。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写道，关心那些生活被技术破坏的人是立法者关心的最合理目标。这在蒸汽机时代说得没错，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如此。（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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