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你所看到的，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各种权衡，何去何从？
答案之一当然是教育，即要对人工智能所不擅长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员教育和再培训。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擅长需要创造力、规划能力以及“跨领域”思考能力等类型的工作——比如辩护律师。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职位所要求的，问题是通过短期培训来传授和获取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较低。另一个方向则是弥补人工智能系统所欠缺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出更多类似社会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师等需要人际间微妙互动的岗位。即便如此，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我们的社会对酒保或类似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
按照我的个人推测，要解决人工智能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说的所谓“关爱服务”。 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而社会又大量需要的服务；更不用讲你我生而为人所赖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此类服务岗位不胜枚举，例如：陪伴老人就医的志工、孤儿院的教导员、戒酒互助社的志愿者，甚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帮助那些沉迷于电脑虚拟现实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现实的热心人。换言之，当下的很多所谓志愿服务工作未来都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
其中一些服务甚至会转变为高薪职业并趋于专业化，例如可协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症诊断程序”工作的、具有专业医疗知识、同时又富有同情心和极强沟通技巧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总体而言，人们可以选择比现在更短的工作时间。
那么，谁会为这些工作买单呢？文章开始时我提到的那些集中于相对少数企业手中的巨额财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所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不可避免的转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们那里去。而这一过程似乎只能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关领域的开销，及增加高利润公司的税收来加以实现。
至于那样状况下的社会福利是何种形式，我认为可能是一种有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会福利将面向有经济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群。所谓“条件”，是指福利申请者必须努力参与就业或再就业培训，或保证参与一定工时的“关爱服务”。
当然，为了给这类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提高税率可能在所难免。政府不仅要补贴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要设法对此前大量下岗员工无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弥补。
这就带来了关于人工智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我所描绘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或许在美国和中国是可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其规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获取税收，并以此支撑其高昂的社会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国家又当如何呢？
相较而言，其他国家会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财富会流入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
举例来说，中国的语音识别企业科大讯飞以及人脸识别公司如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就市值来讲，都已经成为行业翘楚。在谷歌、特斯拉及优步等企业的引领下，美国的无人驾驶技术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美七家企业——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已在其现有产品和服务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正快速将其运营版图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占据更大份额的人工智能市常从目前的情势看，美国似乎占据发达国家市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公司无疑赢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常
对于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讲，另外一项挑战则在于许多国家还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本，就如同其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资本却可能成为经济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人口将面临下岗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