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快速度”与教学方式的变革
大数据的快速度(Velocity)特征，由于强大的数据处理技术，能快速地转化和生成各项实时数据，甚至通过各项成熟算法，可以实现同步呈现数据分析结果。因此，在对于微观课堂的观察研究中，很多学生的课堂互动信息可以及时反馈给教师，而教师则会根据这些实时反馈信息，灵活调整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以及教学策略，这些在传统教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以往教育领域一直坚持着由有经验的老教师传、帮、带新教师的方式发展教师队伍，原因在于老教师头脑中有着新教师所没有的过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教学实践，老教师长时间对教学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教学经验的东西，这些经验的多少与优劣也决定了教师在其专业发展上所处的层次和位置”。[5]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将可以通过以往教师记录在其中的教学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而当这种记录与分析达到一定数量时(如上百万条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将会为有需要的教师推荐在遇到类似的教学问题时可以采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即实现数据分析基础上的教学问题解决，教学问题解决不再依赖于停留在每位教师头脑中的模糊的经验，而是基于对海量的教学问题的描述以及教学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4]因此，大数据的“快速度”特征除了带来的实时反馈优势之外，它还可以弥补教学时间所带来的经验缺陷，帮助教学新手迅速适应教学岗位。这将极大地改变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为课堂教学方式带来革新。
(四)“高价值”与教育教学决策方式的转变
大数据可以给教育带来诸多改变，但无论是教育数据的挖掘，还是教育信息的处理，都是为了教育教学服务，尤其是教育教学决策会受到巨大冲击，当然也将会带来高额回报。教育决策虽然有宏观(国家社会层面)、中观(学区、学校层面)和微观(课堂教学层面)之分，但是有限理性下，无论哪个层面最佳的教育决策所需要的教育数据都是极其庞大的，仅仅凭借传统方式获得的片面教育信息，显然容易导致经验自负以及“拍脑门”的教育决策方式。“教育大数据有对整个教育活动运行情况监测的功能，有助于教育决策者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对教育系统进行调控，修改和制定更加切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可以通过对不同阶段数据的分析，寻找教育发展变化的规律，以便对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将教育现象量化，以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呈现教育结果，方便教育决策者了解教育系统的特征，评估教育发展的进程，以此对教育发展做出更有价值、科学的决策”。[2]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处于深水期，再加上庞大的教育规模，传统的粗放式管理与经验型决策模式已经严重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求，而大数据在科学决策方面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在这个背景之下，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和要求，提出了建设国家教育决策支持服务系统的战略设想。“该系统以国家教育重大决策问题、任务和需求为导向，在数据信息集成基础上，发挥数据的多维度比较分析、发展目标预测与规划、监测与评价功能，为科学决策、宏观管理提供依据，服务于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6]因此，大数据对于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转向大数据迷潮的背后
美好的前景总是趋之若鹜的最好理由，但是笃信大数据是解决传统教育困局的灵丹妙药的观点却是不可取的。任何事物，在没有应用普及之前却已经风靡人心，这是有原因的，它肯定是迎合了人性深处的某种渴望。美国有一句谚语，“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我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反映了美国人惯有的实用主义思维。事实上，它折射出了藏于人类内心的一种普遍欲望。正是这种潜在的欲望促使人类逐步从数字走向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为此，我们有必要冷静思考，转向“大数据迷潮”的背后，探究其内在原因。
(一)我们为何痴迷大数据?
杜威在《确定性寻求》中认为，人生活在一个危险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因而必然会去寻求安全，人寻求安全有两个途径：一种是试图与他周围决定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一种是发明技艺，并借助技能来控制自然的力量，以建立一个秩序、正义和美的王国。[7]显然，无论是数字、字符，还是数据，“如常言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中国传统的易经八卦、西方早期的占星术、毕达哥拉斯‘一切皆数’的本体论主张以及牛顿‘整个宇宙就是一口精确时钟’的机械论信念等等，”[8]都是人类利用理性控制自然、对付各种不确定性以便获得安全感的利器。利用数据，人类掌握了时间与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近乎获得了控制自然的力量。但是人类的安全感似乎并没有增加多少，而且随着周围世界的“人造”因素逐渐增多，不确定性反而进一步加剧。目前，我们不仅仍要对抗自然的种种不可抗力，还要面对由数字生成的知识、技术和社会系统带来的未知挑战。这是一个悖论：利用数字或数据来寻求确定性的结果是要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