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社会只有一个人，那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完全匹配。所谓工作机会是指有事可做，而工作意愿是指愿意去做事。个人总是在有事可做时才愿意去做事，所以每个工作意愿都匹配一个工作机会。比如，他想吃果子促使他愿意去摘果子；想吃果子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摘果子的工作机会，而摘果子的行为则实现了他愿意摘果子的工作意愿。
由单个人推至群体社会，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则基本匹配。这是因为人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比如，人们去辛勤工作，目标可能是要买车买房，而对汽车和房屋的需求所形成的市场就产生了工作机会。
但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的匹配，只有在长期和整体意义上才成立。各种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问题的根源。简言之，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意味着就业难，工作意愿小于工作机会则意味着招工难。
一方面，时间上的不匹配导致周期性失衡。原因是，经济决策通常基于预期，而现实经常会偏离预期，这种偏差通过局部的正反馈机制致使经济系统发生周期性震荡。比如，消费者购房决策可能取决于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而生产厂商的产量可能来自对市场变化的预期，而现实与预期的偏差会通过各个市场传导到整个经济体。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有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小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过热，这时有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大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反之，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
另一方面，空间上的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失衡。原因是，专业分工使得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工作机会，不一定匹配工作意愿所对应的技能。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拼命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优质教育。他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加了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而为了满足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所产生的出车更多的工作意愿，则增加了出租车行业的服务供给。这位父亲创造的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和他自己在出租车行业的工作意愿并不匹配，但却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换。如果优质师资供不应求而出租车服务又供过于求，那么这个父亲会进一步加重师资的短缺和出租车服务的过剩。
长期来看，无论是时间上的周期性失衡，还是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都是经济循环中的内生性现象，与人口和技术进步基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完善的市场化和适当的宏观政策加以缓解。
比如，金融市场上的对冲机制以及货币和财政等宏观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周期性的失衡。而工作职位的充分市场化，则可以通过市场薪资变化，影响就业者的职业选择来缓解结构性失衡。即，招工难的行业薪资上升，既吸引就业者而提升工作意愿，又抑制消费需求而减少工作机会；反之，就业难的行业薪资下降，既排出就业者而减弱工作意愿，又提升消费需求而增加工作机会。
总而言之，缓解就业市场失衡的关键，是增加市场的灵敏性和韧性，即让消费需求的变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能够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并进而影响工作意愿，以促进两者之间更迅速且紧密的匹配。
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技术水平决定了工作时间的投入转换为商品与服务的效率。技术进步意味着，能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效率的提升，社会整体可以选择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或者创造更多的物品和服务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至于在何处平衡取决于社会整体对闲暇和消费的偏好。
工作效率的提升，也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满足更多元的消费需求。由于人的技能各不相同，更多元的消费需求给不同技能的人提供了机会。如在前面部落的例子中，在效率低下的狩猎时期，体弱者也必须去狩猎来满足部落的温饱。但到了耕作时期，一半人耕作就可以满足温饱，一个身体羸弱却有良好艺术感的人，或许可以去制作别人喜爱的工艺品来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