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中，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能产生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和相应的行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如图1所显示，自动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辈。
虽然自动化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却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这个行业的失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其中那些由于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难以另起炉灶的失业者将面临困难。但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品，社会整体的收益要大于失业者的损失。因此，合理的政策是让失业者从机器化带来的社会收益中分得一定补偿，让各方受益。如果失业者有工作意愿，那他们在新岗位上的产出则是新增的社会财富流量。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们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个性化的、创意性的物品和服务。
严格来说，就业市场不存在多余的人。只要有工作意愿，任何人都拥有比较优势。换言之，哪怕这个人的每种技能都差于他人，他也可以接替他人相对低收益的工作，让后者节省时间来专注于更高收益的工作，最终通过交换达到双赢。这是为什么服务业创造工作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个性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所以到这个时代，人的价值更大，人口众多的优势更加突出。
中国在1990年代进行国企改制，总共有超过2800万工人下岗（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张春霖，2003）。整体而言，经过几年阵痛，国企改制引导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许多下岗工人也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促进了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许多面临转岗困难的工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如果转型带来的效益，能在更大程度补偿他们的损失，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转型的痛苦会小很多。
减少人口无助于缓解自动化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在之前部落的例子中，狩猎到农耕的转型过程中，酋长或许可以参考个人的专长和意愿，来决定人们的分工和工作时间，以达到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的匹配。在现代经济中，整个经济体系错综复杂，每个人的技能和意愿又千变万化，这种匹配只能由市场来实现。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体现为，被机器取代的失业者难以找到新的工作而面临生活困难，这反映的是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和就业市场灵敏性和韧性的不足，而与人口多少没有关联。针对这种冲击，除了改善宏观的经济政策和微观的经济结构外，更需要促进需求，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完善教育和培训，以利于人们掌握与需求更匹配的工作技能。
如果一个失业者没有足够的工作技能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必须依靠补助来维持基本生活，那从纯粹经济学而非伦理角度来看，“消减”这个失业者能缓解就业市场的失衡并提升其他人的福利水平，如同退休者去世会缓解养老金体系那样。但即便“消减”无法转岗的失业者能改善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就算在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这也不意味着应该通过限制生育来消减人口。
这是因为限制生育所消减的人口，不是技能不足的人，而是未来的孩子。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未来旺盛的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灵敏性和韧性就会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促进充分就业。因此，限制生育的结果，恰恰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之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生育限制政策对教育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城市家庭更严格，这更是雪上加霜。